相较于自然科学，人类的社会和历史就是不能通过实验验证。目前人类还无法通过“平行宇宙”理论，演化一番探吴三桂接受了削藩的历史景象。好在漫长的中国历史，有无数个类似的事例可供参考热丰网，来“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这也符合逻辑学的
归纳方法！
一笑！
吴三桂如果不发动三藩之乱，而是老实接受削藩的话，会得以善终吗？
“科学”的答案是不会的！理由如下：
一、古代皇帝可以随意杀大臣吗？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开国元勋、皇亲国戚、宗教首领、父子手足，即使是位极人臣、位列三公，抑或与皇帝出生入死。有救命之恩，在皇权面前，生死皆在蝼蚁。真可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无皇帝不能杀之人”。
若我们视野放宽些，就会发现不仅是中国，世界上任何国家当
王权
扩张时，权力是没有边界的。能与皇权对抗的只有掌握人类灵魂的教权，但只是在一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区域之内的偶例！
展开剩余89%古印度实行宗姓制度，婆罗门、刹帝利分别是宗教阶级和王权阶级。国王须供养婆罗门，参与婆罗门的祭祀仪式，聆听祭祀们的“天启”。但是，婆罗门是无权干预政权事务的，更无权罢黜君王，更不要说拥有剥夺刹帝利们性命的权限。
西方基督教初创时，为避免引发帝王权柄失落的担忧，宣传的是“双王”制，“凯撒的归凯撒，基督的归基督”。西方基督教盛行以来，以教皇为首的教会也曾权倾朝野。1076年，德国国王亨利四世在莱茵河畔的小镇沃尔姆斯召开帝国内部的宗教会议，在会上明确提出废黜这位倔强不顺服的教皇格雷戈里七世。教皇格雷戈里七世直接宣布开除亨利四世的教籍以示对抗。当时基督教还没有“异端裁判所”，开除教籍是当时最严厉的处罚：被开除教籍者不受法律保护，任何人都可以剥夺其财产，甚至生命。王权与教权斗争的结果是：
亨利四世垂头丧气地携家眷和少量随从，冒着大雪亲自来到位于意大利北部教皇的所在地卡诺莎，赤脚脱帽跪在大门紧闭的城堡前，痛哭流涕请求教皇宽恕。这就是西方历史上著名的“卡诺莎事件”。
不过，报应总是来得及时：不久亨利四世卷土重来，将教皇格雷戈里七世赶跑，客死他乡。此后，欧洲大陆上国王赶跑教皇的事件层出不穷。在威尼斯美第奇家族时代，数位教皇都是在世俗领袖的参与下，被下毒后悲惨地死去的。
回过头看我们中国，东汉时期，佛教初传入东土，根据佛教仪轨，和尚见到国王，是不用敬人臣之礼的。庐山慧远法师就主张
“沙门不敬王者”热丰网，即槛外人见到皇帝不用行跪拜之礼
。
唐朝贞观十四年，和尚法琳打小报告，称道教都是来路不明、证信荒谬，应该禁止。他忘了道教供奉的教主是老子，又名李聃。唐太宗李世民供奉老子为始祖。
唐太宗立即将法琳投入监狱，派人对他说：“你们佛教主张“有念观音，临刃不伤”，好吧，给你几天，让你去念观音，到期绑赴刑场，看看刀子砍得进砍不进。”
期限届满，唐太宗又派人说：“刑期已到，你念的观音显灵了吗?”
法琳弯腰拜道：“和尚7天以来，不念观音，惟念陛下。”
唐太宗听到回话后，又派人问：“朕诏令你念观音，你为何不念，反而说惟念朕呢?”
法琳急忙回答到：“陛下就是观音菩萨，所以我就惟念陛下。”
唐太宗听闻传报，见法琳屈服，才将其释放了。
关于佛教和皇帝的故事，朱元璋的事迹也很有代表：朱元璋登基之后，有一次出游到小时候出家的寺院里。望着当年天天跪拜的佛像，心有不甘的他问方丈，他还需要不需要向出家是进行跪拜。方丈闻讯惊出一身冷汗，急中生智说道：新佛不拜旧佛！朱元璋听后龙颜大悦，赏赐后离去。当然，方丈的话是符合佛理的，根据大乘佛教，佛主降世时，已经有六佛，分别是：
毗婆尸、尸弃、毗舍浮，惧留孙、俱那含牟尼、迦叶。曾当过和尚的朱元璋还是了解佛经的。
历史上，社会底层民众利用“太平道”（黄巾军起义）、弥勒佛降世（元末明初刘福通起义）和基督教（太平天国运动）和皇帝斗，而皇帝消灭各种宗教也是毫不手软。最出名的就有“三武一周”灭教运动（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加上后周世宗时的灭佛则合称为“三武一宗灭佛”）。佛教名僧道安大师不得不说：
“不依国主，法事难立”
，彻底向皇权投降了。
中国儒家治国确立后二千多年中，政治伦理和道德是：“
君忧热丰网
则臣辱，君辱则臣死“，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明朝海瑞的观点很能说明政治法理逻辑：
“我四岁便没了父亲，家母守节，一人将我带大，出而为官，家母便敦敦诲之，你虽无父，既食君禄，君既尔父。
皇帝就是父尊，父尊之命，与天理同。
商纣王杀比干，是因为比干进谏多言，影响他和妲己的二人生活；刘邦怂恿吕太后用竹竿捅死韩信，是担心韩信造反；宋高宗赵构杀岳飞，是因为岳飞“莫须有”的造反；朱元璋杀功臣兵将数万，是因为怕他孙子无法驾驭朝廷；曹操要了仓官王垕项上人头，是想嫁祸于人，笼络军心；汉武帝临终前，赐死王后家族，是怕外戚专政。明成祖朱棣就因方孝孺不可起草劝进表，屠杀方孝孺“十族”，数百人之众。这些杀害大臣的行为，“死因”算是什么理由？
——这些都还是比较正常的杀害。像南北朝时的石虎一类的皇帝，以杀人为乐，那就更不要说了。质言之，皇帝让大臣死，是不需要理由的。即使是事后平反，也是不用承担责任的！
回到本话题，康熙想弄死吴三桂，在权限、法律和伦理道德上是没有任何障碍的。无论吴三桂是云南王，还是普通的臣工，他都是康熙手里的一个小蚂蚁。
二、“圣主”康熙会不会、想不想杀吴三桂呢？为什么康熙必然杀吴三桂呢？
当然，“能”杀和“想”杀是两回事。具体到本问题上，即使削藩成功，吴三桂解甲归田，甚至告老还乡，能保全性命吗？答案仍是否定的！
历史也不是绝对的，君臣敬爱如宾不是没有。比如北宋时期。宋神宗元丰年间，陕西方面对西夏用兵失利，神宗非常恼火，想杀失职的漕运官员。宰相蔡确当场反对：“自太祖开国以来，未尝杀过士人，您这么做是要开先例喽！”
神宗仍怒气未消，死罪以免，活罪难逃，要求刺字发配该官员。门下侍郎章惇却说：“这么办，倒不如杀了他。常言说得好，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很是无奈，自嘲道：“朕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章惇仍不依不饶，随口来了句：“如此快意事，不做也好！”。
北宋对大臣的优待，是从宋太宗赵匡胤起始的。据说，赵匡胤在皇宫内立了一块誓碑：碑上誓词三行：
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三、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然而，吴三桂不是生活在宋朝不重要，康熙不是赵匡胤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个例、偶然不能当定理和规律！
据说王石和其夫人发文批判中国无“贵族”精神和“贵族”礼仪，嘲笑中国人的鄙俗。其理论和言说之谬，且不在此批判。之说他们倒是说出了一个事实：中国是个无“贵族”的、世俗的社会。社会上运行的规则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知识改变命运。
中国贵族整体是从秦朝末期消失的。当小秦始皇三岁的刘邦看到始皇帝出游时的奢华时，脱口而出的是：嗟呼，大丈夫当如是！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时呼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些话在欧洲到现在还依旧是“反动言论”。什么是“美国梦”？你把你自己做得最好，没问题。你别想像我过的生活设计你的人生。所以，当听到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中国人永远不可能过上我们的说活标准，否则那就是一场灾难”就不奇怪了）
在西方文化视野内，上帝只能有一个，只能有一个。而中国文化中，从战国时期就流播着“人人皆可成尧舜”。
有理论指导（人人皆可成尧舜），有实践、成功案例：贩夫走卒的陈胜吴广当王，市井流氓的刘邦当上皇帝。
中国无贵族传统，皇位高贵。然人人皆可为之。这让每个皇帝岂能不为之焦虑，“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耶？”十恶不赦之大罪之首就是：谋反。
中国历史上，皇帝杀戮大臣，已经不是简单的?“匹夫无罪，
怀璧其罪
”，而是“
不是因为有谋权的思想，而是因为你有造反夺权的实力”
。
所以，对于可能威胁王权的大臣，历来皇帝都是毫无手软，是必须清除的。只要宋初赵匡胤采用“杯酒释兵权”的文明之法，夺回军权，消除威胁。而其他君王恐怕没有赵匡胤的雅量和实力，只能采用从肉体上消除的办法了。
协助越王勾践十年卧薪尝胆、含辛茹苦的范蠡、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张良等等深知：“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道理，所以功成身退，得以保身。而同僚的文种、韩信皆身着斧钺，横死街头。
回归本话题：即使吴三桂解甲归田，但是他协助清军入关，消灭明军千军的战力，南征北战的履历，朝议天下的能力，统帅部署的号召力，如同照向一面镜子，都能反射出来，用到清朝之身。吴三桂勒死明朝皇帝
永历帝
朱由榔的弓已经放下，但是留给清朝皇帝心里的那个“弓”依然在吴三桂手中。即使是“无贼心，但有贼力”。
即使是千古一帝的康熙，即使他自信和有能力驾驭卸甲之后的吴三桂，但是，在封建的体制下，吴三桂必须死，无论他身处何方、意欲何为！或者我们可以换个角度说：无论皇帝是谁，谁又是吴三桂。这与皇帝的道德操守无关，这与吴三桂类是大臣的品行意愿无关，这是体制的安排，是历史的必然。你逃，或者不逃，定律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三尺白绫或者一壶鹤顶红都已经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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