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是一个现代词汇，但却是贯穿古今所有朝代的永恒课题。可以说，人类社会的阶级一经存在，贪腐便随之而生了，就好像和光明并生的黑暗，你可以抑制它的显现，却无法彻底消灭它，任凭你竭尽所能。
古往今来，王朝兴衰，大多和官僚阶层的贪腐脱不开干系，所以每一个新朝的建立者，那些时代骄子们，都试图通过规则、制度等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问题，试图让自己和子孙后代的统治绵延不绝，但全部以失败告终。
在这些探索和努力中，有两个较为极端的例子：宋朝的高薪养廉、明朝的高压反腐，这可以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尝试，他们的双双失败，值得我们深深思考。
宋朝：薪水高、福利好、刑不上大夫
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出生于官宦世家，其高祖赵朓，在唐朝官至幽都（今北京）县令；曾祖赵珽，在唐朝任御史中丞。赵匡胤自身也是后周高级军官，周世宗柴荣病重时，他已官至殿前都点检，是禁军最高统帅。
展开剩余90%俗话说，层次决定眼界，
正是赵匡胤较高的出身及职位，使得宋朝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开明王朝。开国功臣得以善终、知识分子得到尊重、商业贸易得到鼓励，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政策，使得宋朝经济空前繁荣，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中最为富裕的朝代。
赵匡胤认为，朝廷官员的数量并不重要，质量和能力才是关键，因此给予官员的俸禄非常高，希望高薪养廉可以杜绝贪腐。可以说在整个北宋时期，君王都在实行这样的政策，而大臣们也非常支持。
《宋历·职官志》上记载，宋代的宰相、枢密使等朝廷大员，
一个月的俸禄可以达到“三百千”，
也就是三百贯钱。
要知道，当时普通百姓家庭一年的开销大概为十贯钱。一个月三百贯就好像现在月薪三百万一样，可见宋朝高级官员的工资待遇极高。
同时，除了固定俸禄以外，宋朝官员还有实物福利，每个季度朝廷会发放绫罗、绢布、棉花、粮食、束薪等，官员衣食无忧，还能养活家人、仆役。
如宰相、枢密使一级，除了年俸3600贯钱，每年还有1200石粟米、40匹绫、60匹绢、100两冬绵、14400束薪、1600秤炭、7石盐，再加上70个仆人的衣粮。
另外，宋代官员有还一种“公用钱”，就是交际应酬费，上不封顶、且不限时，用完之后还可以再领取。宋代一个节度使以公务招待为由，可以一次性领取2万贯公用钱。
为了缩小高低级官员收入差距，避免低级官员和公吏的贪污、剥削行为，王安石在熙宁变法时期，不仅增了官俸，而且发了“吏禄”，像一个普通的仓吏，岁额就可以达到一万八千九百贯。
但是这样的高薪养廉道正网 ，却因为缺乏惩戒震慑，而最终形成了愈演愈烈的贪腐之风。
赵匡胤为了重文抑武，亲自立下了不杀文臣的誓约，宋代文官因罪被处死的几率不到百分之十，大多犯罪之后就是停职，一旦有了时机，照样官复原职，加官进爵。
就连皇帝自己，也常常因为各种原因对犯事官员网开一面，所以最终都是“责罚未几，遇赦复叙，故态复作”。
即使很多名臣良相，也不乏奢侈之举。
如寇准，
年少时喜欢饮宴，又闻不惯油灯的味道，家中遍燃蜡烛，彻夜照明，第二天烛油遍地；
宰相吕蒙正，
喜欢吃鸡舌，每天必喝鸡舌汤，杀鸡的鸡毛堆积成山。
宰相以下，朝廷和地方官员的腐化更是成风，州郡文账送上三司，随账都有贿赂，各有常数。仁宗时，杭、越、苏等州“旱涝连年”“饿尸横路”，淮南转运使魏兼奉命去处理。魏兼到苏州3天，“穷彻昼夜，歌乐娱游”，把饥民都赶到庙里关起来，饿死了很多人。魏兼所到之处，官府都遣送妓乐迎候，这是典型的把灾难变成喜事的案例。
甚至很多人做官纯粹为了“高薪”而来。如宋仁宗时，
宋祁（龙图阁大学士）
点着华灯抱着歌妓们醉饮作乐，通宵达旦，穷奢至极。他哥哥
宋庠（司空）
听说后，派人提醒他说：“听说你昨夜又是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还记得某年在州学内吃咸菜拌饭的事情吗？”没想到，宋庠派去的人回来把他弟弟宋祁的“当年在州学读书受苦，就是为了做官享福”的“神回复”带了回来，弄得宋庠一时语塞，在当时，他弟弟的观点确实代表了很多享受“高薪养廉”的宋代官僚的整体思想。
宋代的官员待遇可谓优厚，但高收入并未产生高效率，现实情况啪啪打脸，宋朝高薪制度后期，“廉吏十一，贪吏十九”“货赂公行，莫之能禁”。
宋徽宗时，出现了蔡京、高俅等“六贼”，
让官场上的各种不正之风愈演愈烈，贪腐之气丝毫不亚于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点评：
宋朝的高薪养廉政策，初衷是美好的，也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官员因为缺钱而不得不贪腐的情况，有不少官员洁身自爱，执法公正，像包拯、王安石等人，都是清廉干臣的典范。
但是对贪腐行为的一味放纵，却导致整个官场风气奢靡，自上而下，贪腐成风，屡禁不止，最终引发了系统性的问题。
明朝：待遇低、法律严、重则一锅端道正网
明朝的建立者朱元璋草根出生，年少时经历了元朝末年的极度腐败，亲眼目睹了官员不顾百姓死活，贪腐成性，以至天下大乱，改朝换代的事情。
朱元璋有切肤之痛，因此很懂底层百姓的艰难，他的父亲和兄弟姐妹都因为贪官污吏而活活饿死，所以他对贪官尤其痛恨。
朱元璋对贪腐的严厉惩戒是史无前例的，明朝刑法关于贪腐规定：
官吏受贿八十贯就要处以绞刑，贪污银子六十两以上的则处以剥皮实草刑，
严厉程度千百年罕有。
而且朱元璋的刑法可不像宋朝，流于口头花花，那可是实实在在执行的，从中央六部到地方县府，但凡贪污，不管涉及到谁，绝不心慈手软，一查到底。而且怎么残酷怎么来，什么剥皮实草、断手、断指、削膝盖，各种花样换着来。
朱元璋在府县等衙门左面的土地庙中，作为剥皮的场所，称之为“皮场庙”。在地方官吏的公座两旁，各悬挂一个充满草的人皮袋，以此来警示为官者。
朱元璋深知乱世用重典，所以明初空印案、胡惟庸案、郭桓案，动则牵扯近万人，几乎把朝廷和地方官员反复杀了好几遍。据统计，
在朱元璋当政的31年里，先后发起了6次大规模肃贪运动，把15万名贪官污吏推上断头台。
但遗憾，在如此重刑之下，效果依然不佳，贪腐现象始终未能根除，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连朱元璋自己都无奈感叹“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
在施以重刑的同时，朱元璋还很不厚道的把官员薪资定得极低，甚至连温饱都无法满足。在他的观念里，官员管理国家，只要吃饱就行了，想发财的不要来当官。所以，当时官员除了微薄的俸禄，其他公务、交通、社交、生活等方面福利一概没有。
到洪武二十年，朱元璋还将各级官员的俸禄定为“永制”，并非常自信的告诫子孙，
“凡我子孙,钦承肤命,勿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
，就这么定死了。
据文献记载，明朝最高的正一品官员的年俸是1044石，低级的正九品官员的年俸是66石（对比上文宋朝，正一品每年光实物福利就是1200石）。
要知道，古代一个县令除了养活一家人吃喝拉撒，还要发工资给自己的轿夫、师爷、丫鬟、管家。此外，县里的县丞、主簿、典史、书吏、六房、衙役等，大部分职位是朝廷不发放俸禄的，他们的工资都需要靠知县去解决。
由于明朝这种薄俸制，导致明朝官场出现了许多奇怪的现象。比如洪武初年，
正三品通政使曾秉
为官清正，在被罢官还乡时，居然为了筹措路费把自己亲生女儿卖了，“贫不能归，鬻其四岁女”。结果被朱元璋处以宫刑。
海瑞
是明朝著名的清官，曾南京督察院右都御史，妥妥的正二品高官。他病死后，副手佥都御史王用汲前来吊唁，发现海瑞家“葛帏敝籝，有寒士所不堪者”，棺材都买不起。王用汲深受感动，和同事凑钱，“醵金为敛”。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市舶司副使罗伦
，家中贫苦，来客人时，妻子要去邻居家借米；
广西道御史刘准
，因工资太低养不起妻儿，于是向同事、上司们借钱借米，后来刘准病死，家里根本还不起；
山西巡抚秦铉
，堂堂封疆大吏，自己的妻儿老小居然经常吃不饱。在明朝，要做清官，大多就是这种情况。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朱元璋去世后，虽然低薪的制度还保留着，但朝廷中各种陋规就涌现出来了。明代清官海瑞在担任县令时，记录了一些“常例”收入：
夏绢银、秋粮长银、农桑样绢、折色粮银、盐粮长银、审均徭每里银、造黄册每里银、催甲每里银一两、俸米每石折银一两、柴薪银等等，这些只是众多收入的其中一部分，因实在太多就不一一举例了。
这些灰色收入，都是合法的，虽然在朱元璋活着的时候严厉禁止，但他去世后，这些陋规便成为惯例了，
明代全国有1000多个县，如果废除这些陋规，可以说整个官僚系统的运作都会瘫痪，因为这种陋规已经根深蒂固。
与此同时，上下官员的贪欲也越来越大，各种名目的敛财日益增多，如果说先前还是因为工资低，迫不得已找些收入来源，那么后来就发展成巧立名目贪腐剥削了，因此说，明朝的覆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官僚系统问题，其腐败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从县里最低级的衙役，到皇帝身边的太监，各个都家财万贯。
点评：
明朝过于追求官员的个人品行，忽略了为官正常的收入需要，把戒除贪腐的希望寄托于严酷刑法之上，但执行刑法的也是官员，不合理的刑法又怎么能持久施行呢。
倘若朝廷的官员都是汉唐时的门阀士族，那或许还可以寄希望于高门大姓的门风自律；但自科举选士盛行以来，寒门子弟为官的日益增多，哪个苦读学子当官不为光耀门楣道正网 ，不为封妻荫子，如果官员连收入都无法温饱，又怎能不想方设法贪腐，所以明朝贪腐败于制度，即使严刑峻法亦不能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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